1985年夏天，福建省的“晋江假药案”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。所谓晋江假药，是晋江县陈棣镇涵口村的几户农民专业户，把银耳与白糖掺在一起，制成了所谓的“感冒咳嗽冲剂”，对外出售。这件事被当地领导发现后，福建省委和省政府立即作出果断措施，销毁全部制成品，收回已售出的“药”，并处罚了这几个专业户。
本来此事已经了结，不料竟被人无限夸大，从中央到各地的报纸，纷纷报道“晋江假药案”。许多客户都提出退货，拒绝购买晋江的产品，一时间流言四起。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因为“监管不力”，不得不选择退休。
中纪委要求晋江地委严查假药案的信
1986年2月，68岁的项南在主持完最后一次福建省委常委会后，说出了那句让在场人员都感到意外的话：“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！”
项南的话并非绝情，而是他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纪律自觉。项南解释说，这是为了让新的省委领导能够大胆开展工作，自己决定不再过问福建省委的工作。这位在福建主政了5年的省委书记，就这样悄然离开了八闽大地。
项南卸任福建省委书记后，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但这位“闲不住”的老人并没有选择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。1989年，项南出任全国扶贫基金会第一任会长，开始为我国的扶贫事业奔走。一位朋友对项南开玩笑说：“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！”
项南
基金会初创时，可谓举步维艰：没有钱，项南就拿出500元，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拿出300元，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工作；没有办公场所，就在项南或何载家中开会，基金会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这样轮流着开。后来项南在康克清的帮助下，总算在北京官园找到了一间租金低廉的办公室。
项南在扶贫工作中很注重创新，他听说新发现的小行星可以命名，便想出一个创意：只要华侨给基金会捐了款，就用捐款人的名字给星星命名。这个巧思让基金会在短短几年收到的捐助像滚雪球般增长。项南还劝说前来拜访的老乡、获国际发明奖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：“你即便是亿万富翁也算不了什么，若能将菌草技术用于老百姓脱贫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生命价值。”
在项南生命最后的10年里，他经常抱着病体，深入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，调查研究，为扶贫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，给贫苦群众送去了许多温暖。项南经常说：“我们对贫苦老百姓欠账太多，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账了！”
项南（中）和乡亲们
项南晚年除了致力于扶贫事业，还十分关注新闻工作，他曾对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说：
希望你们新闻媒体克服报喜不报忧的片面性，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是并行不悖的，新闻媒体不能只报喜，不报忧，只讲成绩，不讲缺点。在宣传鼓舞我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，要敢于揭露我们消极和不健康的现象，这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。揭露这些消极腐败现象，其目的是要纠正它，制止它的滋生发展。如果只报喜不报忧，就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，而且会助长弄虚作假、阿谀逢迎的坏风气。
项南这段肺腑之言，说出了媒体长期存在的一个老毛病。这位新闻界的朋友后来将项南的谈话内容整理成了一篇题为《项南的呼吁》的短文，希望媒体界的朋友都来听听这位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忠告。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项南这次谈话，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。
项南和妻子
1997年11月10日，项南在北京马不停蹄地拜访海外侨商，探讨如何运用金融手段脱贫致富。这天晚上，项南不顾的一天劳累，又去中国大饭店会见福建侨领李尚大之子李川羽，就在他们为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脱贫致富长远之计兴致勃勃地交谈时，项南突发心脏病，不幸去世，享年68岁。
项南的追悼会那天，福建天降大雨，福建几千民众把厦门、漳州的飞机全包了，要赶到北京吊唁。北京的几百辆出租车也被福建人包下，他们准备开过长安街，向万寿路项南的住所驶去。后在福建省委有关人员的劝说下，那些准备赴京的民众放弃了赴京吊唁的计划。
项南的追悼会，以“三多”惊动京城：到场3000多人，收到400多个花圈和300多份海内外唁电。来送行的人员中，既有项南的朋友，也有曾经的对手。项南用生命最后的时光，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，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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